《周易》第十五卦是《谦》卦。
唐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的本原追问，以本末论为基本方法，这种思维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，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。由于理不可分，对理的认识、体悟便也不可分割，凡悟皆是一悟即悟。
相比邵雍、周敦颐、张载，二程对体用思维的运用更显成熟。由于相与用高度相关，后人多不突出 相，甚至往往将相与用相混，而简化为体用论。总之，先秦汉代各家各派大都对本末论有着方法的自觉。在这里，本末之判很容易因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，经验性的本末论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与效用至上。将体用思维提炼出来作为佛教基本原理而有意识地论述，则要属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其对摩诃衍的解释正是基于体用思维，不过其中多了一个相的环节，这是佛学体相用思维的特色。
董仲舒主张天、地、人皆为万物之本的三本论，或进一步归纳为天（自然之天）、人（人文教化）二本论，天地赋予万物以形制，人赋予万物以秩序，三本或二本可以共存而不相乖离。用则被解释为先天之心，亦即天地万物之至理，而且用先于体，这就使用具有了超验色彩，使邵雍的体用论展现出了思辨哲学的努力。（陈寅恪：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（与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合订）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3页） 当然孝文迁都洛阳之后的礼仪典章构建，为之贡献学养才智者不止王肃一人，另有被称作当世儒宗的刘芳、崔光等儒臣，也是可圈可点的人物。
道教之真精神 陈寅恪先生对道教的判教思想，也是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提出的。雅乃与康法朗等，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，为生解之例，谓之‘格义。陈寅恪先生针对此诗的最后一联写道：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、了生死，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，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，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，莫不如是。第五，新儒家就是继承了此种思想遗产而能够大成者。
凡新儒家之学说，几无不有道教，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。遂捐弃故技，别求新知。
陈寅恪先生在叙论中多有山东旧族字样，此系何指？旧族实即士族，其所特指，寅老给出了具体解释。大体上属于儒家范畴的阴阳五行观，也与道教有所交集。《隋稿》第二章为礼仪，长达六十多页，频引《随书》《北史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，还原隋朝掌政者如何修《礼》的情形。经寅恪先生考证，陶渊明出身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，所以没有向新潮流的佛教倾斜，是由于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进一步之创解，创造了一种新自然说（陶渊明：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320页）。
第三，法律与礼经具有同等重要地位。（其创造者慧思所作《誓愿文》，最足表现其思想。良以二种，俱名‘道故，得翻‘菩提，而为‘道矣。尤其关于男女性交诸要义，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，大抵噤默不置一语，纵为笃信之教徒，以经神州传统道德所薰习之故，亦复不能奉受（陈寅恪：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4页）。
所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者，是寅老称三纲六纪的意义，在于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，颇近似柏拉图所说的理念。寅老所说的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，或潜修道行，其间并无所冲突，所证明者即是儒家的包容之义。
此则人法两异，声采全乖。如楞伽中子注释言，或名为宗，或名为成，或云理也。
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，若玄奘唯识之学，虽震动一时之人心，而卒归于消沈歇绝。由于信徒们追求羽化成仙，相信某种药物 可以令人长生不老，于是可以作为化学先导的煮汞炼丹，便成为道教信仰者的日常课业。（陈寅恪：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36页）显然是在对于儒佛两家的比较中来确定道教的位置的。如果讲文化的脉系的话，寅老强调的是文化的正脉，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制度。近虽有人焉，欲然其死灰，疑终不能复振。对中国而言，也可以说因佛教的传入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。
如果称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判教，应是实事求是、无可异议之论。元和中，这位清名甚重的显宦以中书舍人的身份主掌贡举，待到将要离开此职时，夫人李氏劝他多置庄田，以为子孙后代的基业着想。
盖隋唐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，其建构过程与秦汉之相续宜有不同。寅恪先生悉引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七之道生传，详论顿悟新义产生的具体过程。
盖慧远《大乘义章》对晋刘虬的五时判教说有所批评，曰：佛所说四阿含经五部戒律，当知非是顿渐所摄。而他对释家之判教，可以归结到一点，即他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所说的：释迦之教义，无父无君，与吾国传统之学说，存在之制度，无一不相冲突。
今敦煌写本备载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中其他各节，大抵与巴利文本相同。寅老说的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一语，学说主要指的是对佛教的吸收，技术则是指医药和化学。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，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，或即在此等处也。医药技术方面，因非本篇主旨，兹不论。
慈恩末伽之说，为翻译之问题。关于末伽菩提可否同翻译为道的问题，陈寅恪先生在《〈大乘义章〈书后》一文中也作了考辨。
如梵文之与希腊、拉丁及英、俄、德、法等之同属一系。佛教如上所述，也是经过了长期的中国化的过程。
以此之故，音韵训诂上，大有发明。故史上所谓的王肃北奔，其直接作用主要是带来了南朝的礼仪文化，此正是当时艳羡江左文物制度的拓跋氏所急需。
其中写道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，具於《白虎通》三纲六纪之说，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，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。崔群向其交底，说：前年放春榜三十人，岂非美田耶？夫人不同意此论，反驳道：若然者，君非陆贽相门生乎？然往年君掌文柄，使人约其子简礼，不令就春闱之试。寅老在援引这些文献之后，做出了总括性结论，写道：慧远之书，皆本之六朝旧说。仅专题论述，初步统计就有24篇之多。
第一，寅恪先生认为，道教不像儒家学说那样偏重于政治和社会制度，因而在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。民斋敬归依，早自净信，所以未变衣钵眷黄老者，实以门业有本，不忍一日顿弃，心世有源，不欲终朝悔遁，既以二道大同，本不敢惜心回向，实顾言称先业，直不忍弃门志耳。
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堪称史学之绝品，自是无有异词。
寅恪先生的《志愍度学说考》一文，即是专门探讨格义问题的宏篇。如不见信，谓是妄谈，请以此语，问彼西人。